美國經濟學家如何評價關稅沖擊、美聯儲降息步伐和“大而美法案”？｜2025夏季達沃斯

　　作者：高雅

　　在美國政府關稅政策及其衍生不確定性的持續影響下，美國經濟如何了？

　　當地時間6月24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聯儲有條件在“觀望”進一步經濟走勢預測后，再考慮對政策立場進行調整，他同時預警夏季通脹可能回升。同日，美國諮商會發布的數據則加劇了市場憂慮，消費者信心指數從5月修正后的98.4驟降至6月的93.0，消費者對收入前景的預期也明顯惡化。

　　這一經濟圖景在天津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引發討論。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表示，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已出現顯著下調，從年初近3%的增速預測現已腰斬至約1.5%。這種經濟動能減弱也已反映在民調中，最新民調數據顯示，僅39%的受訪者認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經濟治理表現，其總體支持率亦降至45%。

　　世界貿易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庫普曼(Robert Koopman)則強調，若高關稅政策持續，將引發雙重負面效應，一方面，這將降低外資對美投資吸引力，減少資本凈流入；同時，還會扭曲資源配置，促使勞動力和資本從高附加值產業向低效的傳統制造業回流。“(關稅政策)會造成長期損失，減少創新，縮小資本存量，并降低資本分配效率。”他稱。

　　關稅對經濟的侵蝕

　　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已削弱其經濟增長動能。經合組織(OECD)在6月初發布的經濟展望中將2025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測從2.2%下調至1.6%，2026年進一步降至1.5%。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4月將2025年美國經濟增長率下調至1.8%，相比1月的預測下調0.9個百分點。

　　不過，當前，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對通貨膨脹和經濟活動的實質性影響尚未充分顯現。鮑威爾在聽證會上沒有明確排除下個月降息的可能，他表示，官員們更可能等到9月會議，觀察關稅引發的價格上漲是否比預期溫和，然后再恢復降息。

　　庫普曼對此分析稱，首先，企業通過前期提前進口形成了充足的庫存緩沖，現階段銷售的商品大多未受新關稅政策影響。其次，新進口訂單量已出現顯著收縮。“隨著庫存逐步消耗，企業可能會通過提高售價轉嫁關稅成本，或者延續當前做法，通過壓縮利潤率或向供應鏈下游分攤成本。”他稱，鑒于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對客戶流失的擔憂成為延緩價格傳導的關鍵因素。

　　同時，就業市場不確定性也抑制了消費支出。他表示，雖然關稅的微觀經濟效應暫時較小，短期內可通過庫存調整和利潤壓縮被消化，但這可能很快會削弱投資并導致經濟活動向效率較低的領域重新分配。庫普曼的研究顯示，特朗普政府5%-10%的關稅稅率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0.25-0.75個百分點。這種抑制作用不僅體現在直接經濟阻力上，更反映在投資外溢效應。他稱，盡管拜登政府《通脹削減法案》推動的部分基建項目和內生經濟動力仍在延續，但新投資項目已出現延遲。

　　庫普曼強調，特朗普政府宣稱關稅由出口國承擔，但事實上僅約5%實際轉嫁至貿易伙伴。剩余95%的成本中，50%-55%通過企業利潤削減吸收，余下部分最終傳導至終端價格由消費者承擔。

　　標普全球評級首席經濟學家格倫瓦爾德(Paul Gruenwald)也稱，關稅政策仍具有巨大不確定性，包括稅率波動、實施期限和覆蓋范圍。這會產生更深遠的抑制效應，漸進性地削弱消費意愿、投資活動和并購交易。這些影響并非短期沖擊，而是形成持續的經濟下行壓力。

　　美聯儲降息步伐

　　當前，鮑威爾按兵不動的立場已多次招致特朗普的批評。在鮑威爾出席聽證會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臺上稱其“愚蠢且固執”。

　　艾利森認為，美聯儲鮑威爾與特朗普之間的政策分歧已公開化。鮑威爾正確地預判出通脹黏性的持續存在，因此堅持推遲降息。關稅政策沖擊疊加經濟不確定性增強的背景下，企業與消費者的謹慎態度可能削弱經濟增長動能。此外，移民遣返等政策也會對勞動力市場造成擾動。

　　基于上述考慮，艾利森預計鮑威爾將繼續保持這一立場。“他清楚自己不會再被任命，而特朗普也清楚無法將他解職。盡管表面沖突難免，除非巨大的意外發生，政策路徑實則已定。”他稱。

　　格倫沃爾德稱，過去幾年的經濟過熱促使美聯儲保持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利率維持在4.25%左右，較估算的3%中性利率高出100個基點。當前，歐洲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已開始降息周期，但美聯儲仍按兵不動，主要是出于不確定性。

　　“關稅未必一定引發通脹，但可能推高價格水平，預計到年底通脹率可能升至3.5%-4%，超過美聯儲2%的目標。”格倫沃爾德稱，鮑威爾和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明確表示采取依賴數據的觀望態度。美聯儲密切關注勞動力市場、經濟增長率以及價格上漲是否會導致持續性通脹等指標，同時也追蹤未來幾年的通脹預期。

　　“目前勞動力市場依然緊張，經濟增長保持穩定，所以美聯儲有觀望的空間。但如果勞動力市場顯著惡化或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他們將大幅降息。我們預計今年晚些時候會有兩次降息，明年可能繼續，但他們會謹慎行事，關注通脹和就業。”格倫沃爾德表示。

　　“大而美法案”爭議

　　美國財政政策也正成為經濟爭論的焦點。當前美國參議院審議中的“大而美法案”可能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這加劇了長期存在的債務可持續性擔憂。

　　艾利森將此視為美國面臨的最大系統性風險。他稱，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接近2萬億美元，完全依賴債務融資的模式難以為繼。雖然儲備貨幣地位賦予美國特殊靈活性，但38萬億-39萬億美元的國債規模不可持續。

　　他特別警告，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等金融領袖近期已發出債市崩裂預警，與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討論十分類似。“若特朗普提議的法案通過，未來五到七年可能新增2萬億赤字，連馬斯克(特斯拉創始人)都認為這種做法過于魯莽。回過頭看，我們會認為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他稱。

　　格倫沃爾德則表示，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有所謂“債券市場義警”，即當市場認為赤字不可持續時，債券收益率飆升，這就會促使美國政府和國會合作進行財政整頓，最終實現赤字清零。“我們需要市場和政府之間的互動，表明當前支出水平不可持續。這一機制對降低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至關重要。”他認為。

　　庫普曼認為，“開支票”是特朗普的本能。如果經濟放緩或有衰退風險，他會毫不猶豫地簽署刺激計劃。而特朗普之所以對債務展現輕松姿態，因為他“過去總通過破產處理債務”。

　　不過，庫普曼認為，這種方式對美國經濟長期來說是災難性的。“真正的問題在于國會是否會站出來承擔責任，憲法賦予國會控制財政的權力。情況可能朝兩個方向發展，要么國會決定解決問題，認識到不能指望總統妥善應對；或者他們可能繼續像過去幾個月那樣，唯總統馬首是瞻。”他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