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8月28日電 題：中國經濟的全球角色轉變

　　作者 王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聘副教授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56美元的封閉經濟體。2024年，中國已成為人均GDP1.34萬美元的開放經濟體。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以及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1960年至1990年的三十年間，低、中、高收入經濟體的GDP全球占比呈現出“中心—邊緣”分布的固化特征。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打破了這一格局，顯著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1991年，中國GDP的全球占比僅為1.6%，2023年已上升至16.8%，三十年間增長了15個百分點。

　　中國制造業GDP全球占比的變化趨勢更為驚人。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制造業GDP全球占比在1997年至2002年較為平穩，但自2002年起經歷了快速上升。這一現象主要是由中國效應造成的。中國的制造業GDP全球占比在2004年約為8%，而到2021年已達到30%左右。

　　以下將從三個方面分析中國經濟的全球角色轉變。

　　視角一：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轉變

　　1978年，中國的出口和進口總額均為100億美元左右，占全球貿易比重約為1%。至2023年，中國的出口額已達到3.38萬億美元，進口額為2.56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14.2%和10.6%。2024年，中國實現了高達8000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順差。這一巨大的貿易盈余引發了其他國家的緊張，尤其是美國。2024年美國貿易逆差9000億美元的三分之一源自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在過去30多年，高收入經濟體在中國進口和出口金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與此同時，中低收入經濟體或全球南方國家在中國進口和出口中的占比則呈現上升趨勢。目前，中國從中低收入經濟體的進口金額占比已超過從高收入經濟體的進口占比。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國內制造業的比較優勢的變化，以及各方面的努力對中國對外貿易格局所產生的影響。

　　觀察中國進出口模式的演變，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因此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形成了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兩頭在外”模式。在隨后的三十年間，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國經歷了經濟結構轉型，資本品出口占比持續上升，已成為我國第一大產品出口類別，涵蓋機器、設備等多種產品。與此同時，原材料、中間品和消費品的出口占比則持續下降。在進口方面，主要變化表現為原材料進口占比的持續大幅度上升，資本品進口先上升后下降，中間品進口占比持續下降，消費品進口總體呈現小幅上升態勢。

　　中國不僅逐步實現對進口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國產替代，還大幅推動了資本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同一時期，美國的資本品出口占比卻在下降。美國曾是全球制造業的領頭羊。資本品是資本最密集的制造業產品，資本品出口占比的下降可能意味著美國制造業已經喪失比較優勢。

　　進口和出口數據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變化。過去20年間，中國與全球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關系不斷深化。2000-2023年間，中低收入經濟體在中國資本品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這一變化表明，全球發展中國家已開始逐步進入工業化進程，而中國為他們提供了大量中間品和資本品。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逐步取代高收入經濟體，成為中國原材料的最主要供應國。中國與全球發展中國家在貿易上已形成互補關系。

　　視角二：中國對外投資的轉變

　　自2000年起，中國的直接對外投資經歷了顯著的增長。21世紀初期，中國直接對外投資規模相對較小，僅為數十億美元，2024年已達到1600多億美元，這一數額已高于外國對中國的投資總額。截至2023年底，中國累計對外投資2.96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和荷蘭。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為兩大類：對外投資并購和綠地投資。在早期階段，對外投資并購占據了較大比重。由于資本密集型產品技術復雜度高、知識和技能要求強、市場準入壁壘高，通過并購海外企業，中國企業能夠快速獲取先進制造技術、品牌影響力和成熟的國際市場渠道，實現轉型升級和國際化擴張。這是中國企業實現技術突破和市場擴展的最優策略之一。典型案例是吉利汽車對沃爾沃汽車的并購投資。

　　隨后，并購投資的比重持續下降，而綠地投資的比重則逐漸上升。

　　2013年后，中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占比顯著增加。基于投資至第一目的地國的數據統計，制造業投資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在2015-2023年間保持在平均15.5%的水平，長期位居中國對外投資行業排名前三。這一變化主要受到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國際貿易沖突和地緣政治沖突的影響。

　　視角三：全球產業轉移的一般規律

　　全球產業轉移遵循一定的普遍規律。世界銀行2009年的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提出，區域經濟發展有三個主要空間規律：首先，是非平衡經濟發展，經濟生產活動不斷向中心地區和中心城市集聚；其次，通過人口自由流動，實現人均生活水平在地理空間上的平衡發展；最后是“鄰居效應”，經濟活動集聚到一定程度，勞動力和土地等各項成本不斷上升，經濟活動最終會開始向外溢出，但首先會向周邊地區外溢。

　　由于制造業生產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企業傾向于將生產活動集中于中心地區或中心城市，以降低集聚成本。這種現象在中國尤為明顯，許多人才選擇前往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正是由于這些大城市所具備的規模經濟效應。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產業的進一步集中，勞動力、土地、交通擁堵等成本逐漸上升，導致產業開始向周邊地區外溢。例如，深圳的發展最早受益于香港的外溢效應。歷史上，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首先向歐洲大陸外溢，隨后擴散至美國，再到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

　　當前，中國正處于產業轉移的外溢階段。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的產業轉移呈現出多方向發展的態勢，在東南亞、中南美洲、北美洲地區都可以看到中資企業的投資活動。南亞、東亞和太平洋這兩個地區恰恰都是中國地理上的“鄰居”，而且勞動力成本較低，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制造上具備比較優勢。這也與中國制造業企業“出海”首選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實際情況一致。2018年以來，拉美和加勒比、歐洲和中亞這兩個地區的中低收入經濟體越來越成為全球重要的產業轉移目的地，而這兩個地區恰恰是全球最發達經濟體北美和歐盟在地理上的近鄰。“鄰居”效應繼續發揮作用，例如友岸外包。

　　展望：中國與全球南方經濟合作的意義與挑戰

　　全球發展中國家在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與中國一樣，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從這一視角出發，中國政府提倡開展基礎設施合作，對于全球發展中國家及南方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工業化進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相關倡議下的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也推動了中國基建企業的國際化進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年完成營業額從21世紀初的100多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1609億美元。中國基建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顯著提升。美國《工程新聞記錄》發布的2024年全球最大的250家國際承包商排名顯示，中國入圍企業數量居全球首位，達到81家，幾乎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兩倍；中國企業營業額高達1200億美元，占全部上榜企業國際營業總額的24.6%。這些都標志著中國基建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成功。

　　中國企業的大規模出海是過去20年間出現的一個新現象。鑒于中國歷史上缺乏如此大規模出海的經驗，中國企業出海必然會遭遇諸多挑戰，需要持續學習與適應。

　　中國制造業企業出海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工業基礎薄弱，基礎設施落后。眾多企業出海，不得不自行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并面臨勞動力素質、政治安全、合規性風險以及金融服務等多重挑戰。目前，中國大量制造業企業的金融服務尚未隨之出海。學術界對中國企業出海的研究，尤其是涉及本地化管理、人才短缺、市場競爭等問題的研究也不足。相比之下，在日本和美國的企業出海過程中，則采取了政府、非政府組織(NGO)和金融機構的整體協同出海策略。最后，更嚴峻的挑戰在于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已蔓延至國際市場，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最大競爭對手往往是其他中資企業。

　　當前正值大出海時代，眾多企業紛紛在海外進行投資布局，這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中國在海外的投資額已達到3萬億美元，相信有望在未來接近甚至超越美國。屆時，中國的經濟將呈現雙重結構，即國內大陸經濟與海外經濟的并行發展。(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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